历史、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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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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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知名记者、主持人柴静，首度出书讲述十年央视生涯。个人成长的告白书，中国社会十年变迁的备忘录。 柴静个人成长的自白书。从对新闻一无所知的新人，尝遍失败、迷茫、摔打的滋味，到如今成为央视最受欢迎的女记者和主持人，柴静从未停止反思和追问，《看见》告诉你柴静何以成为柴静，她经历过什么，思考着什么，又记下了什么。 中国社会十年变迁的备忘录。非典、汶川地震、北京奥运、华南虎照事件、药家鑫事件……在新世纪头十年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中，都能看到柴静的身影，通过她在新闻热点第一线的真实记录，我们可以更真切、更深刻地读懂中国，了解我们身边这块土地上曾发生过的与我们的命运休戚相关的大事，知道它们如何发生，我们又该怎样面对。 我们自己的故事。采访是生命间的往来，在柴静的节目和文字中，无论是汶川地震、征地拆迁、家庭暴力，还是卢安克、药家鑫，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在他们身上，也可以看到我们自己，他们的故事，某种意义上也是你和我的故事。
- 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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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是知名记者和主持人柴静讲述央视十年历程的自传性作品，既是柴静个人的成长告白书，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作中国社会十年变迁的备忘录。 十年前她被选择成为国家电视台新闻主播，却因毫无经验而遭遇挫败，非典时期成为现场记者后，现实生活犬牙交错的切肤之感，让她一点一滴脱离外在与自我的束缚，对生活与人性有了更为宽广与深厚的理解。十年之间，非典、汶川地震、两会报道、北京奥运……在每个重大事件现场，几乎都能发现柴静的身影，而如华南虎照、征地等刚性的调查报道她也多有制作。 在《看见》中，她记录下淹没在宏大叙事中的动人细节，为时代留下私人的注脚。一如既往，柴静看见并记录下新闻中给她留下强烈生命印象的个人，每个人都深嵌在世界之中，没有人可以只是一个旁观者，他人经受的，我必经受。书中记录下的人与事，是他们的生活，也是你和我的生活。
-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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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山西临汾人，1976年出生。 曾在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主持“夜色温柔”，在湖南卫视主持“新青年”。 2001年进入中央电视台，先后在“时空连线”“新闻调查”“24小时”“面对面”等栏目担任主持人与记者。 现为央视一套专题节目《看见》主持人。
-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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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第二章 那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 第三章 双城的创伤 第四章 是对峙，不是对抗 第五章 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 第六章 沉默在尖叫 第七章 山西，山西 第八章 我只是讨厌屈服 第九章 许多事情，是有人相信，才会存在 第十章 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 第十一章 只求了解认识而已 第十二章 新旧之间没有怨讼 唯有真与伪是大敌 第十三章 事实就是如此 第十四章 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第十五章 只听到青绿的细流声 第十六章 逻辑自泥土中剥离 第十七章 无能的力量 第十八章 采访是病友间的相互探问 第十九章 不要问我为何如此眷恋 第二十章 陈虻不死
-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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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当陈虻问我如果做新闻关心什么时，我说关心新闻中的人--- ---这一句话，把我推到今天。 话很普通，只是一句常识，做起这份工作才发觉它何等不易，“人”常常被有意无意忽略，被概念化，被无知和偏见遮蔽，被模式化，这些思维，就埋在无意识之下。无意识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常常看不见他人，对自已也熟视无睹。 要想“看见”，就要从蒙昧中睁开眼来。 这才是最困难的地方，因为蒙昧就是我自身，像石头一样成了心里的坝。 这本书中，我没有刻意选择标志性事件，也没有描绘历史的雄心，在大量的新闻报道里，我只选择了留给我强烈生命印象的人，因为工作原因，我恰好与这些人相遇。他们是流淌的，从我心腹深处的石坝上漫溢出来，坚硬的成见和模式被一遍遍冲刷，摇摇欲坠，土崩瓦解。这种摇晃是危险的，但思想的本质就是不安。 我试着尽可能诚实地写下这不断犯错、不断推翻、不断疑问、不断重建的事实和因果，一个国家由人构成，一个人也由无数他人构成，你想如何报道一个国家，就要如何报道自已。 陈虻去世之后，我开始写这本书，但这本书并非为了追悼亡者------那不是他想要的。他说过，死亡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无意识，那才相当于死。 他所期望的，是我能继续他曾做过的事-------就象叶子从痛苦的蜷缩中要用力舒展一样，人也要从不假思索的蒙昧里挣脱，这才是活着。 十年已至，如他所说，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
-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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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二○○○年，我接到一个电话。“我是陈虻。” 说完他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可能是想给我一个发出仰慕尖叫的时间。 “谁？” “我，陈虻……没给你讲过课？” “你哪个单位的？” “嘎……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找你合作个节目。” 我们在央视后面梅地亚酒店见了面。 我打量他，中长头发，旧皮夹克耷拉着，倒不太像个领导。他翘着二郎腿，我也翘着。 他开口问的第一句话是：“你对成名有心理准备么？” 哟，中央台的人说话都这么牛么？ 我二十三四岁，不知天高地厚得很：“如果成名是一种心理感受的话，我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过了。” “我说的是家喻户晓式的成名。” “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 他都气笑了：“你再说一遍？” “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 …… “如果你来做新闻，你关心什么？”他开了口。 “我关心新闻当中的人。” 他在烟雾里眯着眼看了我一会儿：“你来吧。” “我不去。” 我有我的节目，湖南卫视的“新青年”，人物采访，很自在，又用不着签约，我住在北京，每月去一趟，录完拿现金。“体制里的工作我干不了。 ” 他也不生气，把烟头按灭了，站起身：“这样，你来参加一次我们评论部的年会玩玩吧。” 年会上来就发奖，新闻评论部十大先进。 这十位，长得真是……头一位叫孙杰，歪着膀子上了台，手里拿一卷卫生纸，发表获奖感言：“感冒了，没准备，写在这纸上了，我讲几个原则啊 ……”讲完把纸一撕，擤擤鼻涕下台。 当时正是评论部拆分的阶段，接下去放的是崔永元改编配音的《分家在十月》：“运动啦，七八年就来一次……兄弟们，抢钱抢女编导，一次性纸杯子也要，手纸也要……”领导们坐第一排，在片子里被挨个挤兑。 “李挺诺夫硬挺着入睡的夜晚，气恨地说：'《痛并快乐着》，这书只配用来垫脚。'……”坐在第一排中央的新闻中心主任李挺正被群众抢钱包，现钱全部被撒向空中，大家哈哈大笑。其中一百块红艳艳，飘啊飘，飘到了我手里。 嘿，这个地方好。 陈虻拿了一张破纸，让我在上面签个字：“你就算进中央台了。”我狐疑地看了一眼。这连个合同都不是，也没有记者证，没有工作证，没有工资卡，连个进台证都没有。 “我们看中了你，这就够了。” 瞧他的嘴脸。 他带我去新闻评论部。我边走边打量，看了看部门口挂的牌子：求实，公正，平等，前卫。前卫……嗯，一个新闻部门，还想前卫？我左看右看。 他头也不回地走在前头，一边敲打我：“你就是个网球，我是个网球拍，不管你达到什么高度……” 哦，这人挺记仇。 他转过头盯着我：“记住，我都比你高一毫米。” 切。 一进门，办公室正中间放一把椅子，化妆师熟练地一甩，往我身上套了块布：“来，把头发剪了。”我一直披挂在半脸上的头发落了一地，像个小秃鸭子。“这样可以吹得很高了。”他满意地拨弄一下我那刘海。 男同事们坐一圈，似笑不笑地看着我：“去，给我们倒杯水，主持人，我们一年到头伺候你，你也伺候伺候我们。”我天生没什么机灵劲儿，还在南方女权文化里待惯了，不知道怎么回应这种幽默感，只好呆呆地去倒了几杯水。 他们跟我开玩笑：“柴静，司长大还是局长大？” 我真不知道。 陈虻把我交给那个拿卫生纸上台的家伙：“练练她。”这家伙看着跟那天不大一样，严肃地看了一下我：“你写一写建党八十周年节目的解说词。 ” 这个…… 我倒真敢写，洋洋洒洒。 写完给他，他真是特别善良，看了一眼，连叹气都没叹，诚恳地说：“ 你回家休息吧。” 我要做的这个节目叫“时空连线”，搭档白岩松，每天十六分钟的时事评论，连线多方专家同时讨论当日新闻。我之前从没做过新闻，陈虻也没看过我在湖南卫视的节目，不过直觉告诉我最好别问他是怎么发现我的，这种人绝不会按正常方式回答你，还是少说少问为妙，免受羞辱。他只说了句： “我们要给白岩松找个女搭档。” 年会的晚上有人打电话来，声音低沉：“岩松要跟你谈谈。”我一去，一屋子男同志，挺像面试。后来才知道，白岩松这个人什么都彪悍，就是不习惯跟女生单独讲话。 大家跟我聊，他只插空问了两个问题：“你喜欢谁的音乐？”我好像说的是平克·弗洛伊德。他问：“华人的呢？”“罗大佑。”他没再问什么，只说了一句：“这是条很长的路，你要作好长跑的准备。” 第一期节目就是惨败。是关于剖腹产的话题，我自己联系的嘉宾、医生、生孩子的人、社会学家，约好演播室，化好妆坐进去，几位台领导正从玻璃外路过，看了一眼：“有点像小敬一丹。”陈虻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就代表认可啦。” 现场采访只录了三十分钟，谈完剖腹产怎么不好，就顺利结束了。那会儿我不把电视当回事，在纸上编完稿子，让同事帮忙剪片子去送审，自己去外地耍了。 放假回来，在办公桌上挂只大画框，是在西藏拍的照片，还弄个水瓶，插了些花花草草。 看办公室人脸色，知道审片结果很不好。大家不好跟我转述最狠的话，只说已经这样了，你就把结尾再录一遍吧。 陈虻公开在会上批评我：“你告诉人们剖腹产是错误的，自然生产如何好，这只是一个知识层面，你深下去没有？谁有权利决定剖腹产？医生和家属。怎么决定？这是一个医疗体制的问题。还有没有比这个更深的层面？如果你认为人们都选择剖腹产是个错误的观点，那么这个观点是如何传播的？人们为什么会相信它？一个新闻事实至少可以深入到知识、行业、社会三个不同的层面，越深，覆盖的人群就越大，你找了几个层面？” 我越听心底越冰，把结尾一改再改，但已无能为力。 年底晚会上，同事模仿我，披条披肩，穿着高跟鞋和裹腿小裙子，两条腿纠结在一起坐着，把垂在眼睛上的头发用手一拨，摸着男生的手，细声细气地采访：“你疼吗？真的很疼吗？真的真的很疼吗？”底下哄笑，都认同是对我的漫画像。 白岩松当时是制片人，压力比谁都大，也不能拔苗助长，别人笑我的时候，估计他心里比谁都难受。有次我穿印花纱裙子到办公室，他叫我过去，说：“回去把衣服换了。” 每天节目结尾主持人都要评论，我别扭坏了。按我原来花里胡哨的文艺路子，肯定是不行的，按节目的习惯写，我又写不来。一遍又一遍，都过不了关，到后来有一次没办法，白岩松递给我一张纸，是他替我写的。 每次重录的时候，都得深更半夜把别人叫回演播室，灯光、摄像后来已经不吱声了，也不问，沉默地隐忍着。录完，我不打车，都是走回去，深一脚浅一脚，满心都是对他们的愧疚。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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